“振国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不是做生意，这是。。。。。。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。一旦失手——”

“振邦哥，”赵振国打断了他，声音依然平静，但眼神亮得吓人，“有些事情，外交官不方便做，军人不方便做，但一个做生意的可以。

如果成功了，那座岛就是咱们的。不是靠抗议，不是靠嘴皮子，是靠法律、靠合同、靠真金白银。任谁都挑不出毛病。”

周振邦盯着他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笑了，笑声里有叹息，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，像是感慨，像是敬佩，又像是隐隐的担忧。

“你这个人，”他摇了摇头，“我有时候真看不透你。”

他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然后重重地把酒杯放回桌上，声音重新变得沉稳有力：

“行。这件事，你不要一个人扛。我会跟上面汇报，用最安全的方式来操作。你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在干。”

赵振国靠在椅背上，望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泡，出神地看了很久。

他想起上辈子看过的一张照片，钓岛，那块光秃秃的礁石，上面站着几个龙国的保钓人士，手里举着国旗，背后是倭国海上保安厅的白色巡逻船，船头写着大大的“海上保安厅”几个字。

那张照片让他难受了很多年，难受得他每次看到都想把报纸撕了。

重活一次，他想让那张照片变成历史。

他又想起南沙的那些礁盘，想起战士们在高脚屋上和海鸥说话的寂寞，想起那些被罐头吃得反胃的日子，想起那些对着大海唱歌唱到哭的夜晚。

他想让龙国的孩子知道，有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替他们站着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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