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用了整整三天，让律师团队重新编制了一份“投资收益分解报告”，将每份对赌的盈亏与同期日经指数、汇率波动、大宗商品价格做了回归分析，证明所有结果均在正态分布两倍标准差之内。

报告最后附了一句话：“本基金采用量化对冲模型，盈亏分布符合统计预期。”

监察官收到后，在上级的压力下，大概翻了两页便归档了。

警报解除后，高桥独自在阳台上抽了一整包烟，直到天亮。

而真正藏着钓岛那一条的，是第六份协议。

那是一份与狮城大宗商品贸易公司签的对赌，标的是价值三千万美元的镍矿期货收益权，高桥赌1991年一月之前镍价突破每吨一万八千美元。

结果1990年十一月最后一周，镍价意外跳水，起因是印尼突然宣布放开出口禁令，全球镍市瞬间崩盘，跌至一万六千二百美元。

按条款，高桥的基金“自愿”将那笔收益权对应的抵押物，一家开曼群岛控股公司的全部股权，转让给对手方。

但那家开曼公司的核心资产，并非镍矿收益权本身，而是一系列嵌套式信托权益的最终持有者。

那些权益以坐标、地块编号和无记名受益权的方式，将一座岛屿的所有权拆解成十几个彼此独立的“权益单元”。

每个单元单独拿出，都只是一份寻常的离岸信托文件；合在一起，纸上清清楚楚写着的，就是钓岛的经纬度。

但狮城方面并不完全迟钝。

90年十二月中旬交割完成后第三天，对方的合规官忽然向高桥的律师发函，要求“补充披露开曼公司底层资产的详细构成”，理由是“大宗商品交易涉及反洗钱审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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