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下官以为，刘大人所问，正是此案关键。”

周崇文立刻拱手，声音稳稳压住了堂中议论。

“刑名之事，最忌先定其罪，再罗织其证。证据之间若不能首尾相接、彼此印证，便不能凭几份旧供、几册残卷，强行推定当朝一品有侵吞国帑之罪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堂外黑压压的人群。

“今日若因民情激愤，便弃律法章程于不顾，明日朝廷审的，就不再是案子，而是谁的声势大，谁的哭声响。”

杜衡的脸色愈发难看起来。

他坐在主审位上，掌心全是冷汗。

周崇文这番话，明着是在讲法，实际上却是在替刘正风筑墙。

偏偏这墙还不能轻易拆。

因为三法司会审，审的不只是一个刘正风，更是大乾律法能不能服众。若今日真用一堆尚未闭合的证据，硬将一品大员按死，明日满朝文官都会人人自危。

可若就这样让刘正风脱身——

他也没法向身后的皇后娘娘交代。

他看了一眼孟维桢。

孟维桢站出来，声音陡然拔高：

“那便不谈侵吞，只谈督导。”

“西南赈银二十七万六千两，于永和十九年出京，永和二十年核销。户部出库、漕运转运、地方分发，账上看似无一处差错。”

“可真正抵达灾区的赈银，却不足核定数目三成。”

“灾民饿死，流民遍地，甚至有易子而食之惨状。”

“刘正风，你当年任文衡总领，又兼地方文教赈灾督办。你虽不亲自经手银两，却掌握西南赈灾主事官员的荐举、考课、迁调之权。”

孟维桢一字一句道：

“西南六州十三名赈灾主事，其中七人，是你亲自举荐。”

“灾情爆发后，其他赈灾主事中，有四人曾六次上书，请求重核粮册、复验损耗。”

“可这四个人，一个被调离赈区，一个以失职革职，两个死在押解回京的路上。”

“刘正风，你敢说，这些事，与你毫无关系？！”

堂内顿时一静。

孟维桢抬手一挥：“呈卷！”

两名大理寺书吏捧着一只漆木托盘，快步上前。

托盘上放着十余份泛黄文书，纸张边缘已经发脆，显然是从旧档深处翻出来的原始卷宗。每一份回执的末尾，都有不同官员的签押、印信与批注。

孟维桢抽出其中一份。

“永和十九年七月，西南道转运使司回执。”

“账面记载：途中损耗一成七。”

他又抽出第二份。

“同年八月，益州府赈粮核销册。”

“账面记载：途中损耗一成七。”

第三份。

“同年九月，黔南道灾粮清点录。”

“仍是损耗一成七。”

孟维桢将三份文书同时摊在案上。

“不同州府，不同押运，不同月份，甚至途经水路、山道各不相同，损耗却分毫不差，皆是一成七。”

“刘大人，您主持文衡数十年，最擅长做文章，您倒是替下官解释解释——”

“这天下，真有如此巧的账么？！”

刘正风的眼角，终于轻轻跳了一下。

孟维桢死盯着他。

“还有这些批注。”

他抬起指尖，在其中三份文书右下角点过。

那里没有印章，没有姓名，只有一个朱砂小点。

小点落在“损”字末笔下方，位置几乎一模一样。

“此点在卷宗中被称为‘衡记’。”

“凡有此记，地方便可不经二次核验，直接销账入库。”

“而这套批注格式，出自永和八年翰林院文衡司颁行的《灾务核验例式》。”

孟维桢抬头，目光锋利。

“《例式》的主笔、定稿、署名之人——”

“正是刘大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