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南的冬天比京城来得更湿冷一些。风从河道上吹过来的时候，带着水汽和寒意，像是在皮肤上覆了一层薄冰，又像是一只无形的手，缓缓地从衣袖中抽走所有的暖意。驿站里虽然烧了炭盆，但总有一股散不掉的潮气，像是墙缝里也渗着江水的气息。陈彦允坐在书房里，面前摊着几本账册，手指在泛黄的纸页上慢慢划过，目光落在那些数字之间的间隙里，像是在阅读那些没有被写下来的暗流。刺客被关押在驿站后院的柴房里。手脚上了铁链，铁链的另一端锁在墙角的一根木桩上，长度刚好够他站起来走两步，够不到门，也够不到窗。守着的是一个跟着赵虎多年的刑部老差役，姓刘，四十多岁，面容清瘦，话不多，但审过不少人，知道哪些话该问，哪些话不该问，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等一等，让沉默替他把那些话从对方嘴里慢慢掏出来。柴房里只有一盏油灯，火苗压得很低，光线昏暗，勉强照出墙角那团蜷缩的人影。

刺客起初什么也不肯说。他被带进来时，嘴角还有一道干涸的血痕，衣襟被撕开了一道口子，露出底下青紫的淤伤。他坐在墙角，低着头，双手搭在膝上，像一截被人遗忘的枯木。差役问了他三回，他一个字都没有吐，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。后来差役不问了，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，背靠着门框，也不说话，也不看他，只是坐着，像是一尊早已习惯等待的石像。柴房里安静了很久，久到灯火的光纹都开始微微晃动，像是连光都有些倦了，想要在昏暗里歇一歇。刺客终于抬起头来，声音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一般沙哑，像是从喉咙深处艰难地挤出来：“我招。给我一口水。”

差役没有立刻起身，只是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慢慢站起来，去外间倒了一碗水回来。刺客接过碗时手在抖，像是被冻僵了许久，指尖几乎握不住碗沿。他没有急着喝，而是先看了看碗里的水，像是在确认那真的只是一碗水。然后低下头，嘴唇贴着碗沿，喝了两口，将碗放在地上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像是在用这几口水的工夫重新整理自已的呼吸。他开口了：“雇我的人叫周安。他说他是替一位大人办事的，但具体是哪位大人，他不肯说。银子是分三次给的，第一次给了定钱，第二次在动手前夜，第三次说事成之后结清。周安住在城南的甜水巷，第三家，门口种着一棵枣树。他平时不怎么出门，有什么事都是别人来找他。我知道的就这些，再多就没了。”他说完这一句之后，目光又垂了下去，像是一截被点完的灯芯，连最后一缕烟都散尽了。

差役没有再追问，只是将供词记下，连夜送去了陈彦允的房间。陈彦允正在灯下看白天查封的几本账册，听到脚步声也没有抬头，只是在翻过一页的时候问了一句：“问出什么来了？”差役将供词放在桌案上，一字不落地复述了一遍。陈彦允听完，没有立刻说话。他在那页账册的折角处停了一下，目光没有离开纸面，像是在思索什么。片刻后，他抬起头，看向差役：“周安。这个名字我见过。”他的声音不高不低，“盐运使司的账册里，有一笔银子的去向，经手人写的就是周安。当时以为是个化名，现在看来，是有人用自家管家在外头走账。”他合上账册，目光落在供词上那个名字的位置，“去查周安是谁家的人。”

赵虎派出去的人动作很快。他们顺着甜水巷那条线索摸下去，从街坊邻里的闲谈中一点一点拼凑出周安的生活轨迹，又通过几家与盐商有关联的商铺查到了银子的流向。线索从盐铺转向钱庄，再从钱庄转回一条不起眼的巷子尽头，最后落在了户部侍郎钱维城的府邸上。周安表面上是替几家盐商铺面跑腿的中间人，实际上他真正的差事，是替钱维城料理那些不便走公账的银两与事务。他是钱府的管家，在钱家做了十几年，深得钱维城信任，府中寻常大小事务都经他的手，而像与盐商这样的往来，更是离不了他这条线。无论是银两的进出，还是消息的传递，周安都在其中充当着那个不易被察觉的节点。

赵虎将查到的结果报给陈彦允时，陈彦允没有多说什么。他坐在灯下，将盐运使司的几本账册翻到折角的那一页，又将周安的名字与账册上的那笔银子对了一遍，像是在拼一幅散落的拼图，将那些看似零散的碎片一块一块地按回它们该在的位置上。他确认无误后，将供词与账册的抄本一并装进一只檀木匣子里，用火漆封好，派人快马送回京城，呈给皇上。那一夜他没有怎么睡，面前摊着那几本账册，像是在等一个结果，又像是在确认一条路的尽头是否真的亮着光。

消息比陈彦允预想的更快传到了京城。钱维城在户部值房听到风声时，正在翻阅一份往年的漕运奏报，手指停在了纸页上，指尖微微发白，像是被什么冰凉的物事轻轻触碰了一下。他抬起头，看了一眼窗外灰蒙蒙的天色，没有立刻做出任何动作。他将手中的奏报合上，放在桌案一角，然后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对外面说了一声：“备车，我要回府。”他的声音还算平静，但脚步比平时快了一些。